文 / 陈志文
很多人说，为什么现在这么强调，过去为什么不做？问得好！废除清考制度其实过去就应该做，但为什么现在才做，这就需要我们历史地看这个问题。
其实，教育部清理清考制度是去年的新闻。清考制度说穿了就是学校给那些挂科的同学，在毕业前私自增加一次考试机会，目的是让学生顺利拿到毕业证。
废除清考制度只是高校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一个措施之一，但显然是非常有标志意义的一招，即严把出口关。
很多人说，为什么现在这么强调，过去为什么不做？问得好！废除清考制度其实过去就应该做，但为什么现在才做，这就需要我们历史地看这个问题。
在新中国成立到1999年之前，高等教育一直秉承精英教育的思路，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毛入学率大约在2%左右，1990年全国本专科招生总量也只有60万人，1998年即大扩招前一年也只有108万，毛入学率约8%。
在这一段时间里，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，大学生真可谓“天之骄子”，大学不是一般人可以上的，只有非常优秀的学生才能获得上学机会。而这些优秀的学生，不仅天资好，更重要的是很努力，很自律。
那个时代还曾出现一批优秀的中专生——为了早点解决农村户口，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很多农村出身的优秀学生往往首选中专而不是上高中、考大学。
这时的学生大多非常珍惜上学的机会，虽然学校条件、老师水平普遍都很有限，但大家在学习上都非常努力，“如饥似渴”，正所谓不待扬鞭自奋蹄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即便在出口上没有严格把关，也不会造成根本性的影响，因为大多数人是很自律的，也基本是合格的。
1999年，这一情况开始发生颠覆性变化。国家从宏观资源配置角度出发，开始了高等教育的“大扩招”，彻底改变了高等教育精英化发展的模式。
1999年全国招生160万人，比上年增加了52万人，远远超过了整个90年代的总和。此后多年，招生计划都以2位数比例增长，2003年，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快速跨过15%，进入大众化时代。今年，国家招生计划大约是900万，毛入学率则将超过50%，进入普及化时代。
根据各地考试院公布的数据，今年各地实际录取比例多数超过了90%，剔除那些根本不愿意读书的学生，那几乎是人人都可以上大学了。
近10年，全国各地几乎都无法完成招生计划，高职院校实际计划完成率与实际报到率都比较低。我曾经看到过一所高校自己的介绍材料，其专科报到率只有38%（一所本科学校，但招专科）。今年高职大扩招100万，至今还没有完成所有的招生计划，还在继续推进中。
在几乎人人都能上大学的今天，只要愿意，谁都可以上，大学已经完全变成宽进了。于是，学习习惯好的，不好的，适合的，不适合的，都可以进入大学，上课睡觉、玩手机、打游戏的人比比皆是。这时，质量把关尤其是出口把关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否则大学质量就真成了空谈。清考制度在此时就显得不合时宜了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纵容的工具。
大学没有严把关，学生只要进来就能顺利拿到毕业证，于是大学成了快乐的大学。这不仅造成了一些大学生混日子，更恶劣的是带来了严重的社会负面效应：很多从中学辛苦过来的学生一上大学就放纵，这在客观上也耽误和误导了很多学生。
其实不止是清考制度，近期高校在提高大学质量的治理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比如全面清理研究生培养中的留级生问题。今年年初，某所大学公布的拟除名的研究生名单中，竟然还有2003年入学的，也就是说，16年前的研究生至今仍未能毕业。
不管在哪个国家，质量把关与质量控制都是大学的基本要求和规矩。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（MIT）在上个世纪，淘汰率最高达到了15%，而美国普通的社区学院（类似高职）淘汰率更高，可能高达50%。南欧很多高校是典型的宽进严出，淘汰率达70%是家常便饭，我国高校的低淘汰率本身也不符合基本的教育规律。
当然，要执行好这个政策，我们还需要完善系列的政策。比如对于一部分的确经过努力也无法达到学校标准和要求的学生，能否顺利转学或转专业？读不了理工科，能否转到文科？好的大学读不下去，能否转到一般学校？高校目前都有转学转专业的政策，但因为种种原因，比如计划、公平等问题，具体操作起来有诸多的不便。
同时，落实好这个政策，学校也需要勇气。近年大学生自杀事件，不少是因为无法顺利毕业的问题。在日常的管理中，老师们也屡屡遇到寻死觅活的家长与学生，怎么办？很多学校往往退让了，息事宁人。在这时，就更需要相关部门与舆论“撑腰”，而不是在学生因个人原因寻死觅活时一味处罚学校了事，或者群起攻击学校，否则学校只能一退了之。
（原文刊载于中国青年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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